作者：贾晋京、刘玉书（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不久前，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明确，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

数字人民币与普通货币、与其他数字货币有何区别？如何理解数字人民币与中国发展大局的关系？这需要从战略全局视角去看。

数字货币的到来，源于两条历史发展主线的汇合。一是数字化发展，二是货币本身的发展。

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缔造出一个数字化的虚拟空间。当各种各样的数字商品、数字服务以及数字资产层出不穷，数字货币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经济数字化使得数据总量飞速增长。研究显示，当前全球数据总量正在以“10年10倍”的速度增长，到2025年将达到约163ZB（1ZB约等于1万亿GB）。其中，中国的数据总量到2020年末预计将超过8ZB，全球占比18%左右，有可能首次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2020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加快数据资产化进程。这意味着，数据资产的形成、流通、交易、开发等过程都会纳入规范化市场框架中。

飞速增长的数据资产，需要什么样的货币支撑其市场化呢？可否使用传统货币？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场景：打电子游戏时，需要充值购买游戏币以兑换装备，这是一种合法的数字商品消费行为，但此后打出了更高级的装备，可否再卖出更多的游戏币然后再换成更多的钱？答案是不可以，因为哪怕装备再高级，只要是数字生成的，就很容易无限量复制，而这样的数据资产如果可以不受限制地兑换成传统货币的话，现实经济中的货币很快就会被大量占用，导致经济严重通缩。

为什么不能大量发行传统货币来满足数字经济的需要呢？这与传统货币的性质有关。传统货币是“通货”，也就是可以交换任何商品，使用场合不受限制，由于不携带信息，也很难追溯。这就使得传统货币如果跟随数据量的增长而膨胀的话，直接失去价值尺度职能，也就是变成废纸。而数字货币则不同，它虽然也是“通货”，但却可以携带信息，于是自身具备稳定性，可以作为数据资产的“锚”而不是被数据资产“带飞”。

实际上，最早实践数字货币理念的比特币，其核心属性就是总量可控，从而可以用于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而非被其他商品决定其供给量。当然，从性质上看，比特币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不具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因此，从战略全局看，在信息化、数字化成为经济发展主要趋势之一的大背景下，发行主权数字货币是大势所趋。

数字货币的来临，意味着货币与金融运行方式正迎来一场革命。人类历史上，从货币形式为人类解决了什么问题的角度看，出现过三次大革命。

第一次是金属货币大革命，解决了统一价值尺度的问题。货币进入金属时代之前，被用做交易媒介的物品多种多样，相互之间难以交易。金属货币的出现，使统一计价标准具有了可能性，于是分散的小市场可以向统一的大市场发展。

第二次是法定货币大革命，解决了国家与货币之间的关系问题。1694年，英格兰银行的出现标志着中央银行的诞生，其实质意义是把国家债务转换为一个国家内统一的法定货币。这时，货币本身是国家债务的凭证，意味着发行货币的国家承诺了这张纸可以买到多少东西，纸币时代也就自然到来了。

第三次是信用货币大革命，解决了“钱不是某种具体东西，而是能买到什么东西”的问题。只有到了货币与黄金彻底脱钩之后，信用货币时代才真正到来。这时，货币除了代表信用，已经没有任何贵金属的“含金量”。而信用货币能够在美国关闭美元与黄金兑换窗口之后迅速“立得住”并推广开，离不开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电子化革命。电子信息与互联网被引入金融交易过程中，使各种类型的金融市场以及横跨大洋的各国金融市场连接在一起。交易的时空范围迅速扩大，而数量有限的金属货币已无法支撑交易品数量的急速膨胀。这时，只代表信用而不代表贵金属的信用货币，使金融产品的天文数量级扩张得到了支撑。

对比上述三次货币大革命，数字货币的到来会彻底解决“什么是货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带来的变化堪称货币的第四次大革命。

金本位制下的货币是黄金的符号而非货币本身，黄金这个“货”才是货币本身；信用货币时代的“纸币本位”则解决了货币以“币”为本体而非以“货”为本体的问题。但在货币代表信用的情况下，什么是信用？于是在现实中，债务成了信用本身，导致美国走上了债务单向膨胀的不归路。中国的债务始终可控，是由于人民币事实上以中国的货物为锚。

数字人民币使得货币可以表达数字资产，而数字资产则是各种社会互动关系的镜像。其本质含义是：两物交易，钱并非其中一物的符号，而是交易这个关系的符号。数字货币的信息携带功能使得关系不必以黄金或国家债务为载体就能被记录，可以说真正体现出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本质。

数字人民币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付诸实践的主权性纯粹媒介货币。目前多国央行都在积极推进数字货币相关工作。国际清算银行2020年1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其调查的全球66家央行中，约80%的央行在开展数字货币相关研究，其中40%已经从理论概念研究阶段进入到了实验和概念、相关理论验证阶段；约10%的央行已经在进行数字货币的开发和试点工作。从公开报道看，发达国家法定数字货币更侧重个人隐私保护、系统安全和本国金融系统的稳定等；新兴市场国家则更希望通过数字货币提高支付效率，增加流动性，增强本国货币主权等。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货币问题与数据主权密切相关，而目前欧美数据主权方面的博弈多于合作。2020年7月16日，欧洲法院正式判定2016年签署的《欧美数据隐私护盾》无效。这是一套对美国企业将欧盟用户数据传输到美国的规定。

欧洲法院认为，该协定允许美国对欧盟公民的个人数据进行大规模监控，不符合欧盟对隐私保护的要求。这一判决会对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企业，例如脸书、谷歌、亚马逊等带来挑战。最直接的影响是这些企业将被迫停止在美国的服务器上存储欧盟居民的数据信息。美国对此反应比较激烈，未来欧美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的主权矛盾还会加剧。

因此，在数据主权竞争大于合作的大前提下，欧美对数字货币是否会“革命”自己已经占有优势的国际金融地位显得更为审慎。例如2019年以来，美国监管机构对数字货币的积极性并不高，并持续向计划推出Libra数字货币的脸书公司施加压力。

从Libra白皮书2.0看，虽然Libra已经弱化了对抗美元的特性，但依然存在对美元以及其他主权国家构成结构性的威胁。例如Libra的用户理论上可以绕过美元体系直接用Libra结算，这将直接威胁美元的国际结算中的主导性地位。另外，Libra并非锚定单一货币，在国际货币市场取得一定地位后完全可以有能力做到与美元等任何主权货币脱钩。数字货币革命，动摇了原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地基，成为当前全球数字经济时代的战略制高点。

我国在数字货币研发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赢得了新的战略窗口。同时也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系统改革，推动金融与实业的紧密结合提供了新抓手。

一是数字人民币有利于构建金融和实体经济和谐统一、内外部金融和谐共融的全球化大金融体系

数字人民币由国家信用背书，是数字现钞，除有记账、支付、储值等功能外，能够实现货币生命周期的全数据管理，使用效率较之传统货币明显提升；依托数字货币，对金融稳定性的监管更为及时、对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控制更为精准。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数字人民币未来将有可能发展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稳定锚。

二是当前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工作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有利于抢占数字货币时代国际市场先机

例如我国央行所提出的双层投放和双层运营数字货币框架体系已被全球大部分国家所认可，当前相关试点工作进展顺利。数字人民币的先发优势明显，随着数字经济的国际化融合，数字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的支付、结算、定价功能的技术和制度优势将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有效抓手。

三是数字人民币将有利于增强区域化合作的金融粘性

数字人民币的便捷性和可靠性有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建立更为多样、灵活的金融合作，并将为国际货币市场抵御风险提供优良替代选择。目前“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以及我国周边国家对数字人民币高度关注。

四是将促进金融体系与财政体系并行、相对独立地稳健发展

首先数字人民币的技术特性有利于央行把控货币供应总闸门；其次有利于进一步做好人民币外汇管理、维护汇率稳定；第三是有利于及时通过数字货币大数据反馈精准探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痛点和“疑难杂症”，全面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总体来看，数字人民币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将会是全方位的，在数字货币变革的驱动下，我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发展将迎来全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