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bra 引发了哪些问题的关注？

在近日举行的首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原主席蒂莫西·马萨德（Timothy MASSAD）发表了题为《数字资产与货币的未来》的演讲，对比特币、Libra 和央行数字货币等问题进行了阐述。

他表示，在面临重重阻力和反对的情况下，Libra 可能永远无法取得任何进展。不过，这个提案对未来的导向可能比其内容本身更加重要。

其一，该提案可能会引发对数字资产法律现代化进程的关注。这肯定是件好事。

其二，该提案可能会引发对技术企业和金融服务之间界限日益模糊的问题的关注。这不仅适用于数字资产，也涉及到我们如何整体看待金融科技。

在当今社会，金融科技创业公司能够设计出具有技术创意的平台或服务，发展客户关系，获取客户数据，然后与受监管的机构签约，为其提供受监管的产品。然而，此类金融科技公司是否也应该受到监管呢？如果一家云计算服务供应商为多家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系统重要性影响的银行提供核心 IT 服务，这家云服务供应商是否受制于金融市场监管呢？是否至少需满足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的监管要求？这反映了一个常见的现象：美国的金融市场创新经常由私营部门驱动，而不是政府驱动；而创新往往在监管半径边缘诞生。监管往往具有滞后性，在数字资产和金融科技领域也是如此。

最后，Libra 提案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对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关注。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正在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其中包括中国。事实上，据称 Libra 促使了中国央行加快其数字货币的发展计划。美联储仍在继续分析央行数字货币的潜在效益和成本，但目前更关注于实时支付的普及。

探索央行数字货币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众越来越不愿意使用现金，二是数字货币的使用将提高付款效率，三是进一步扩大金融普惠的覆盖范围。

央行数字货币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批发型和零售型。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只面向少数大型金融机构，譬如提供给国家清算和结算体系内的银行，批发型数字货币的发行可促进银行间支付；但很可能不会对大多数人在经济生活中的交易方式产生显著影响。

反之，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则可以面向所有个人和企业。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采用一种“价值”的方式，将货币存在移动手机的应用程序或实体卡中；或采用一种账户的方式，在一个统一的账本内为每个人或企业建立一个账户。不管是哪种系统，与现金相比，央行数字货币追溯能力更强，毕竟系统会通过数字方式记录交易，但在隐私保护方面可能带来不容忽视的问题。此外，账户型系统与价值型系统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前者可以为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利息，并有可能改变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的考量方式。

央行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可以降低基本交易成本，从而提高金融普惠的程度。

不过，央行数字货币也可能具有一些负面的影响。取决于其具体特征。比如，央行数字货币可能会减少银行存款，从而对银行的融资模式产生重大影响，乃至对信用创造过程和货币流通速度都产生负面影响——毕竟私人银行比美联储创造更多的信用。诚然，在采用央行数字货币之后，银行可以进行相应的调整，但是在面临金融压力的时期，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央行数字货币的广泛使用可能会增加存款者从银行系统撤资的风险，进而带来更大的金融稳定性隐患——存款者或许快速将存款兑换为央行数字货币从而实现资产的保值（a flight to safety）。央行数字货币也引发隐私方面的担忧，同时也使得其在面临网络攻击时显得更加不堪一击。

上述问题都非常具有挑战性，未来何去何从，目前尚无定论。不管怎样，我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看到某种形式的央行数字货币问世。

来源：区块科技研究与监管